执行局干警 李论章

执行局的清晨，常常始于一阵急促的铃声，或是一条闪烁的紧急消息。面对堆积如山的案卷和背后望眼欲穿的申请人，我们奔波、查控、沟通，周而复始。人们常说，执行是公平正义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于我而言，这公里没有终点，它蜿蜒在无数具体而微的人生困境里，要求你翻山越岭，不仅用法律，更用心去抵达。

那是一起标的仅七千元的财产刑案件，数额不大，却让我第一次感到手中裁定的千钧之重。被执行人马某刚出狱又再入狱，查找其财产线索时，我拨通了他父亲的电话，却始终无人接听。

线索，指引我走向他户籍所在的村庄。村干部的话让我的心一沉：马某的父亲也正在服刑，母亲早已离异，家中只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，由七十二岁的爷爷艰难抚养。这个家，风雨飘摇。

当我站在那位爷爷面前时，看到的是一位被生活压弯了脊梁，眼神里交织着窘迫、戒备与一丝微弱期盼的老人。最初的沟通并不顺畅，他对我代表的“国家”和“法律”充满疏离。我没有急着谈钱，只是常去坐坐，听听他念叨孙子的学业，说说家里的难处。慢慢地，他明白了，我们不是来“抄家”的，或许真是来“办事”的。

几个月后的一个深夜，手机响了，是那位爷爷。他声音有些发颤，却异常清晰：“法官，钱我凑到了，我明天就来交。”次日，他将一叠皱皱巴巴的钞票递到我手里，然后握着我的手，说了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：“罚金是该交的。我七十多了，没几年了，可我那重孙还得好好活……我就想他将来，能堂堂正正的。”

案子结了，七千元入库。但我心里知道，我收下的，是一位古稀老人对法律最朴素的敬畏，和对未来全部的希望托付。执行，有时是为了给一个家庭的未来，留一扇透光的窗。

另一起案件，关乎两个同宗同姓的邻里。未成年人间的冲突，导致一方需赔偿另一方三万元。申请执行人的爷爷拄着拐棍找到我，满脸的不仅是病容，更是一种在村里“抬不起头”的郁结。而被告一家，也因此事在村里待不下去，搬走了。

这已不是三万元的问题，是一口气，一个心结，一段被斩断的乡情。我找到被执行人家里，没有板着脸说教，而是从“辈分”聊起。“论起来，你得叫对方一声爷爷。这笔钱，就当是小辈给长辈的一点心意，一点补偿，行不？”我试图唤醒那层被怒火掩盖的乡土伦常。

来回几次，年轻人的态度从抵触到沉默。最后，他红着眼眶对我说：“钱我给，但我没脸当面去。能不能请您转告……我真的特别后悔，一辈子都补不回来，求他原谅。”当我把执行款和这句沉甸甸的道歉，带给那位拄拐的老人时，他捏着钱，良久才说：“其实，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钱重要，理更重要。”

那一刻，我看到的不是一笔债的清偿，而是一道裂痕的微弱弥合。执行，也可以成为修复乡土社会人情经纬的一根细针。

涉电信网络诈骗的退赔案件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攻坚战”。受害人遍布天南地北，金额不大，但怨气深，警惕性更高。我们千辛万苦执行到一点款项，联系退赔时，却常被当成“二次诈骗”。

“您好，我们是阳新法院执行局，您被诈骗的案件有部分款项……”
  “骗子！再打报警了！”电话被挂断，成了常态。

不能怪他们。我换位思考，如果是我被骗后，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让提供银行卡号，我会信吗？于是，我们变成了“侦探”和“客服”：通过外地12345热线请当地社区协助告知，联系户籍地派出所或村委会核实我们身份，甚至添加微信、抖音，一遍遍出示工作证、法律文书。一切只为一个目的：把本该属于他们的钱，安全地还到他们本人手里。

过程琐碎得像大海捞针。但当最后一笔款子确认到账，收到那条跨越千里的回复时，所有的疲惫都被冲刷——“原来你不是骗子啊！打扰你这么多回，谢谢了，真的谢谢！”

这句话，是对我们所有“自证清白”努力的最高褒奖。执行，在此刻成了重建社会信任的一块小小基石。

这些碎片般的故事，拼凑出我“永远在路上”的日常。它不仅是地理上的奔波，更是心境上的跋涉。我逐渐明白，“如我在执”不仅仅是一种工作理念，它更是一种将心比心的本能：如果我是那位孤苦的爷爷，我期待什么？如果我是那个心有愧疚的乡邻，我需要什么？如果我是那个惊弓之鸟般的受害人，我相信什么？

法律是冰冷的尺度，但执行的过程可以有温度。这温度，在于看见法律文书背后具体的人，在于理解每一份诉求里折叠的悲欢，在于不惜用最笨拙的方法，去送达一份最郑重的公正。路还很长，但只要那颗“赤诚且勇敢之心”还在跳动，我们便能一次次穿越迷雾，抵达那片名为“事了人和”的开阔之地。